操行,有一贯优良的;而做官,却没有总是被赏识和重用的。人品好不好,是才能和操行问题;而被不被重用,是时运问题。才能高超操行高尚,不可能保证一定就会尊贵;才能低下操行恶劣,也不可能就必定要卑贱。有人才能超群,操行高尚,不被赏识,居于低下的地位;而有人才能低下,操行恶劣,却被重用,地位在众人之上。不同时代各自有用来选拔“士”的标准,而“士”也各有猎取功名的途径。升迁在于受到赏识,落第在于不受赏识。处于尊贵显赫地位,未必贤能,只不过受到重用;地位卑贱低下,未必愚笨,只不过不被赏识。所以只要被赏识,操行恶劣的,也会在夏桀的朝廷上受到尊重;不被赏识,虽有高尚节操,在尧的朝廷上也会位处卑贱。因此,被赏识重用还是遭厌恶斥退,原因是各种各样的:有的是贤臣却辅佐了暴君;有的是臣子才大却要服从于才小的君主;有的是臣与君都有大才,而道德却有清浊高低之分;有的是虽没有道德,却以一技之长投合了君意;有的是连一技之长都没有,而是仗着姿色受到宠爱。

  伍员、帛喜一起事奉夫差,帛喜受到尊重,而伍员却被处死,这就是不同操行的人事奉同一个君主。有的才能操行都相同,却因事奉的君主各异,有被赏识重用的,有遭厌恶斥退的,伊尹和箕子就是这样。伊尹和箕子才能相同,伊尹做了国相,箕子却沦为奴隶,这是因为伊尹遇到的是成唐,而箕子却碰上了商纣。贤臣事奉贤君,君主想把国家治理好,贤臣以自己超群的才智辅佐他,由于追求和厌弃恰好一致,他们受到赏识重用理所当然。贤臣事奉恶君,君主不想把国家治理好,贤臣虽尽心竭力去辅助他,终因操行和志向相反,不受赏识重用也理所当然。

  有的作为具有很高智慧和道德的臣子,也遇上想把国家治理好的君主,然而终有不受赏识重用的,孔子、孟轲就是这样。孔子在陈国与蔡国途中没有粮食,孟轲在齐国和魏国陷入困境,这并非当时君主不肯任用好人,而是他们才智浅陋,没有能力使用大才。能够驾御千里马的,一定是王良;能够任用禹、稷、皋陶为臣的,必定是尧、舜。只能驾御日跑百里马的人,而要他去驾御千里马,必定有毁坏衡木折断轭木的危险;只有使用备位充数臣子的才能,却用他去驾御有大臣才智的人,就必然会有才智受压抑的不正常现象。所以,抛弃高明中肯的意见,圣贤遭到拒绝和排斥,并非是憎恶圣贤,不愿听高明中肯的意见,而是圣贤追求的理想太高,深切高明的意见实行起来很困难。才能大的去求才能小的任用他,才能小的不可能接受,因此不受赏识重用理所当然。

  有大才的臣子,遇到有大才的君主,仍然有被不被赏识重用的问题,虞舜、许由,太公、伯夷就是这样。虞舜、许由都是圣人,都生活在尧的时代,又都见过尧,而虞舜继承了帝位,许由却隐入山林。太公、伯夷都是贤人,都生活在周国,又都见过周武王,而太公受封,伯夷却饿死。圣贤道同、志合、目标一致,舜与尧、太公与周武王操行一致,而许由、伯夷却与当时君主的操行相违背,原因是他们与所生长的社会、所处的时代不相适应。道义虽然相同,但相同中也有差异;志向虽然一致,但一致中也有差别。为什么?因为道义有精深与粗浅,志向有高尚与庸俗。许由,是上古“皇者”辅佐之才,却生在“帝者”时代;伯夷,是“帝者”辅佐之才,却处于“王者”时代。他们都遵循道德,都实行仁义。君主实行德政,如果不完善他们就不肯留下来辅佐;君主实行仁义,如果不理想他们也不愿留下来辅佐,这就是他们不被赏识重用的原因。尧道德污浊,舜的道德也污浊;周武王要伐商纣,太公也要伐商纣。同样庸俗一样粗浅,行动措施都一样,这就是他们被赏识和重用的原因。所以,舜统治天下,皋陶便辅助政务,而北人无择却深深隐藏不肯露面;禹统治天下,伯益来辅佐治理,而伯成子高却辞官去务农。并非皋陶才能胜过无择,伯益才能超出子高。然而皋陶、伯益做官受重用,而无择、子高却退居归隐,当官受重用是他们与君主操行一致,退居归隐是他们跟君主操行相违背。退隐地位低下,但由于与君主合不来,即使受委屈,也不愿去做官;君主不听取其意见,不用他们,心里也不感到遗憾,这是双方互不以为然啊!

  商鞅三次劝说秦孝公采纳自己的主张,前二次建议秦孝公不听,最后一次建议被采纳了:前二次,是成就“帝业”、“王业”的理论;最后一次,是成就“霸业”的理论。拿成就“帝亚”、“王业”的理论,去劝导只想称霸的君主,理论虽然精辟,肯定被拒绝;如果换成“霸业”理论,即使粗疏,也会被接受。为什么呢?因为理论虽精辟,碰上秦孝公不喜欢;而理论虽粗疏,却遇到秦孝公想实施。所以,不在于劝说者说得多么好,而在于被劝说者能喜欢;才能不需要多么高明,而在于被事奉者能赏识。像养马人的话,没有什么大道理,而农民喜欢;子贡的话,虽然符合仁义的道理,农民却不爱听。又如吹籁的人擅长演奏优美动听的乐曲,因为越王不喜欢,改成民间小调,越王就高兴。所以,即使是好的,对于不喜欢它的君主来说,虽好却不被钟爱;而那不好的,对于喜欢它的君主,虽不好,也不会被憎恶。这就是凭小技去投合,投合了则被赏识重用,不投合就被厌恶斥退。

  有人连小技也没有,胡乱以不正当手段去迎合上司的心意,也有被赏识的,像盗窃簪子的臣子,学鸡叫的食客就是这样。盗窃簪子的臣子,被子反所爱;学鸡叫的食客被孟尝君所宠。子反喜欢偷窃的臣子,孟尝君宠爱弄虚作假的食客。由于对主子有好处,主子就器重他们,其受到赏识重用理所当然。有的虽无益处,但是为上司所欢喜,像籍儒、邓通就是如此。籍孺被汉惠帝宠幸,邓通被汉文帝宠爱,他们连浅薄的学问也没有,微小的才能也没有,只不过由于外貌漂亮、体型优美,皮肤细腻、颜色美艳而得到君主的欢心。当然,美好的容貌,人人所喜爱,他们被赏识重用理所当然。有的人容貌丑陋、颜色难看,却又被君主赞尝喜爱,嫫母、无盐就是这样。嫫母被黄帝选为妃子,无盐被齐王立为王后。所以,人品好不好可以预先知道,但能否得到君主的尝识和重用,却很难预料。为什么呢?因为君主的好恶变化无常,臣子要进献什么才符合其心意,却无法预先知道,偶然投合算是做对了,凑巧与其心意一致就要算是好的了。升官者未必贤能,退隐者未必愚笨,投合受宠的得任用,不受宠的则被斥退。

  社会上一般的意见是:“贤德的人应当被重用,要是不被重用,也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。读书人如果能迎合社会风气,揣摩君主意图,观察其境内情况,而调整自己专长,确定自己主张,周密窥测时机,能进献对君主有好处的东西,怎么会不受到赏识和重用呢?现在却不是这样,而是去作弄一些无益的技能,接受一些无益的主张,这等于夏天向君主进献火炉,冬天向君主献上扇子,尽做些君主不想做的事,献上些君主不想听的话,不碰上灾祸就算幸运了,怎么还能得福呢?贡献有益的才能,采纳有益的主张,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。但有时会由于无益而得福,有时又由于有益而获罪。况且夏天还可以用火炉来烘烤潮湿的东西,冬天可以用扇子来扇火。社会风气可以迎合,君主的意图却猜测不到;意见可以随君主好恶而改换,才能却难于一下子改变。如果当时的君主好文,而自己会文就能被赏识重用;君主要是好武,自己则不会被任用。倘若君主好辩,有口才就会被赏识重用;君主要是不好辩,自己则不会被任用。重视文的君主不重视武,重视武的君主不重视文;重视口才的君主不重视行为,重视行为的君主不重视口才。文章和说话,还可以迅速学习;行为和才能,不可能立刻实现。学问不经过平时的学习和积累,不能成名。名望不一向显著,不可能被君主重用。匆忙学到的本领,短时间树立的名望,时间和功力都不够,要是对自己预先没有了解,用什么来揣摩君主的意图而让其采纳主张,从而获得任用并发挥自己的才能呢?以前周朝有个人想做官,屡次都没有被任用,年纪老了头发白了,在路边低声哭泣。过路人有的问他:“为什么哭啊?”回答说:“我想做官却屡次不被任用,自己悲伤年老错过了时机,因此哭了。”有人问:“你想做官为什么一次也不被任用呢?”回答道:“我年少的时候,学的是文。到文治之德成就了,开始想做官,而当时君主喜欢任用年老的。爱用老年人的君主死了,后继君主却又要任用会武的,于是我改为习武。武艺刚学好,重用会武的君主又死了。年少的君主刚即位,喜欢任用少年,我的年纪又老了,因此一次也没有被任用过。”当官是有时运的,不应当强求。唉,迎合社会风气,揣摩君主意图,还不能达到目的,何况节操高尚,志向远大,不被利禄引诱,性格品质已经固定,不被君主重视的人呢?

  遇呀,才能不是预先练习好的,主张不是平常准备好的,而是碰巧遇到君主满意,恰好符合他的心意,这样才称之为“遇”。要是揣摩君主的意图来改变自己的主张,而得到敬重和地位,这应该起名为“揣摩”,不能起名叫“遇”。春天耕种谷物生长,秋天收割谷物得到收成,求物物得,作事事成,不能称为“遇”。不求自至,不作自成,这才能称为“遇”。如同在路上捡到别人遗失的东西,在郊外拣取别人抛弃的东西;好像是天给的地生的,鬼助的神帮的;犹如禽息的精神暗中推荐百里奚,鲍叔的魂魄暗中举荐管仲,像这样,才算是“遇”啊。现在一般人既不能对遇和不遇的议论作出正确判断,又单凭被重用就称赞,根据不被重用就毁谤。这种只凭现有效果和既成事实判定是非的作法,是不可能衡量操行和考察才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