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楼船”二句,写宋兵在东南和西北抗击金兵进犯事,也概括诗人过去游踪所至。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(1161)十一月,金主完颜亮南侵,宋军在瓜洲一带拒守,后金兵溃退。上句指此。宋孝宗乾道八年(1172年),陆游正在南郑参加王炎军幕事,诗人与王炎积极筹划进兵长安,曾强渡渭水,与金兵在大散关发生遭遇战。下句指此。这两句概括的辉煌的过去恰与“有心杀贼,无力回天”的眼前形成鲜明对比。“良时恐作他年恨,大散关头又一秋。”想今日恢复中原之机不再,诗人之心何啻于泣血?从诗艺角度看,这两句诗也足见陆游浩荡诗才。“楼船”(雄伟的战舰)与“夜雪”,“铁马”与“秋风”,意象两两相合,便有两幅开阔、壮盛的战场画卷。意象选取甚为干净、典型。

  “塞上长城”句,诗人用典明志。南朝时刘宋名将檀道济曾自称为“万里长城”。皇帝要杀他,他说:“自毁汝万里长城。”陆游以此自许,可见其少时之磅礴大气,捍卫国家,扬威边地,舍我其谁?然而,如今呢?诗人壮志未酬的苦闷全悬于一个“空”字。大志落空,奋斗落空,一切落空,而揽镜自照,却是衰鬓先斑,皓首皤皤!两相比照,何等悲怆?再想,这一结局,非我不尽志所致,非我不尽力所致,而是小人误我,世事磨我!我有心,天不予。悲怆便为郁愤。

  再看尾联。亦用典明志。诸葛坚持北伐,虽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,但终归名满天宇,“长使英雄泪满襟”。千载而下,有谁可与相提并论呢?很明显,诗人用典意在贬斥那朝野上下主降的碌碌小人,表明自己恢复中原之志亦将“名世”。诗人在现实里找不到安慰,便只好将渴求慰藉的灵魂放到未来,这自然是无奈之举。而诗人一腔郁愤也就只好倾泄于这无奈了。 通过诸葛亮的典故,追慕先闲的业绩,表明自己的爱国热情至老不移,渴望效法诸葛亮,施展抱负。回看整首诗歌,可见句句是愤,字字是愤。以愤而为诗,诗便尽是愤。

  诗的前四句是回顾往事。“早岁”句指隆兴元年(1163)他三十九岁在镇江府任通判和乾道八年(1172)他四十八岁在南郑任王炎幕僚事。当时他亲临抗金战争的第一线,北望中原,收复故土的豪情壮志,坚定如山。以下两句分叙两次值得纪念的经历:隆兴元年,主张抗金的张浚以右丞相都督江淮诸路军马,楼船横江,往来于建康、镇江之间,军容甚壮。诗人满怀着收复故土的胜利希望,“气如山”三字描写出他当年的激奋心情。但不久,张浚军在符离大败,狼狈南撤,次年被罢免。诗人的愿望成了泡影。追忆往事,怎不令人叹惋!另一次使诗人不胜感慨的是乾道八年事。王炎当时以枢密使出任四川宣抚使,积极擘画进兵关中恢复中原的军事部署。陆游在军中时,曾有一次在夜间骑马过渭水,后来追忆此事,写下了“念昔少年时,从戎何壮哉!独骑洮河马,涉渭夜衔枚”(《岁暮风雨》)的诗句。他曾几次亲临大散关前线,后来也有“我曾从戎清渭侧,散关嵯峨下临贼。铁衣上马蹴坚冰,有时三日不火食”(《江北庄取米到作饭香甚有感》)的诗句,追写这段战斗生活。当时北望中原,也是浩气如山的。但是这年九月,王炎被调回临安,他的宣抚使府中幕僚也随之星散,北征又一次成了泡影。“楼船夜雪瓜洲渡,铁马秋风大散关”,这十四字中包含着多么丰富的愤激和辛酸的感情啊!

  岁月不居,壮岁已逝,志未酬而鬓先斑,这在赤心为国的诗人是日夜为之痛心疾首的。陆游不但是诗人,他还是以战略家自负的。可惜毕生未能一层长材。“切勿轻书生,上马能击贼”(《太息》);“平生万里心,执戈王前驱”,(《夜读兵书》)是他念念不忘的心愿。自许为“塞上长城”,是他毕生的抱负。“塞上长城”,典出《南史·檀道济传》,南朝宋文帝杀大将檀道济,檀在临死前投愤怒叱:“乃坏汝万里长城!”陆游虽然没有如檀道济的被冤杀,但因主张抗金,多年被贬,“长城”只能是空自期许。这种怅惘是和一般文士的怀才不遇之感大有区别的。 但老骥伏枥,陆游的壮心不死,他仍渴望效法诸葛亮的“鞠躬尽瘁”,干一番与伊、吕相伯仲的报国大业。这种志愿至老不移,甚至开禧二年(1206)他已是八十二岁的高龄时,当韩佗胄起兵抗金,“耄年肝胆尚轮囷”(《观邸报感怀》),他还跃跃欲试。

  《书愤》是陆游的七律名篇之一,全诗感情沉郁,气韵浑厚,显然得力于杜甫。中两联属对工稳,尤以颔联“楼船”、“铁马”两句,雄放豪迈,为人们广泛传诵。这样的诗句出自他亲身的经历,饱含着他的政治生活感受,是那些逞才摛藻的作品所无法比拟的。

  《书愤》——前四句是回顾往事,首联塑造了诗人早年的自我形象。那时他有满腔的爱国热忱,却不懂得世道的艰难,遥望着北方被金人占领的中原地带,胸中的愤恨郁积如山。接着将恢复之志具体化,瓜洲渡江击退金兵的进犯,大散关失而复得。但“塞上长城”只能是空自期许,壮志未酬,鬓发先斑。《出师表》名传于世,千百年来又有谁能与诸葛亮相比!尾联是诗人以诸葛亮自况,自己也会效法诸葛亮的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,报国之志至死不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