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、向秀万物自生、自化的崇有论哲学观点主张本体论玄学。

  向秀论证了万物“不生不化”同于“生化之本”的过程,他在“无待逍遥”和“与变升降”的立身处世方面也有初步展开玄理,涉及到了部分社会政治实际。东晋谢灵运《辨宗论》评说:“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”(《广弘明集》卷18),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注引《向秀别传》记载:“(秀)弱冠著《儒道论》,弃而不录,好事者或存之”。贯通儒道是向秀一直怀有的学术理想,《庄子》注阐发的“自生自化”玄理新义亦是为此目的服务。

  对于名教与自然的看法,向秀既肯定“口思五味,目思五色”是“自然之理”、“天地之情”,主张“开之自然,不得相外也”,又认为必须“节之以礼”,“求之以事,非义”,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,如名利富贵等,从而强调合“自然”与“名教”为一。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,“使儒道两家的分歧,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,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”不苟。

2、向秀对《庄子·逍遥游》的注解

  庄子逝世后,他的学说沉寂了数百年,终于在魏晋之际,在竹林七贤的心中复活。嵇康、阮籍沿着《庄子》的游心之路,激烈反对社会体制,打出了“越名教任自然”的旗帜:嵇康奋起反抗,白白送掉了性命;阮籍借助虚幻的神仙境界,却抑郁而终。面对现实,向秀“觉悟”了。他清醒地看到,在社会体制的铜墙铁壁面前,个人的反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,脱离社会的自由逍遥只是幻想,沿着“游世”方向前行,恐怕是惟一的出路。他不愿步嵇康后尘,在朝廷与山林之间,他无奈地选择了前者。作为最后一个出山的竹林名士,向秀准备与早已入仕的山涛、王戎一起,在高官厚禄中“逍遥”。

  在混迹于西晋宫廷的日子里,向秀对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关于大鹏与小鸟的描述,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。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意象中,他竟然发现了本质的平等:逍遥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,而逍遥又是本性的满足,如果满足了自己的本性,那么逍遥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异的,犹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,睡着后的感觉都一样。从这个角度看,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,那么不仅小人物与大人物,即使圣人与凡人,其逍遥也是没有差别的。向秀运用这一发现刷新了思想界对“逍遥”的理解,融铸在其《庄子注》中。 根据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刘孝标注所称“向子期、郭子玄《逍遥义》”,向秀认为理想的“逍遥”境界存在于现实世俗社会之中,不是由外在主宰“本体”施予获得,关键在于各任其性,各当其份。 “性”、“分”是属于人们内在的“自然之理”,按照其《难养生论》主张的“情欲自然”观念,只要满足人的自然本性要求,上九万里高空的大鹏与抱榆枋即止的尺鷃都可以达到逍遥至境。凡人资于“有待”而逍遥,圣人“无待”不是绝对遁世,只是能够顺有待“与物冥”适应任何物质环境,实际还是通物情而有所待。

  如此,自由逍遥只需性分自足、得其所待,凡人与“至人”可以“同于大通”。这种逍遥义的哲学基础仍是万物“自生自化”的本体思想,其对世俗名教的认同经过郭象发展便成为“身在庙堂心在山林”的士大夫处世人格理想。